林霞郭云强看望慰问“最美医生”及先进医师代表

[16]在近代以来的哲学语境中，牟宗三的这种存有论的仁说比一般的伦理学的看法更有深度，也比较接近宋儒的同体说。

其具体标准则反映于对禁忌、律法、道德信念、内外丹的实践方法等的自觉。道教因此认为，做一个善人，是对一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要求。

因此，道教的价值关怀理想追求决定了道教的实践方式，道教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丰硕成果，又支持着道教生命之树长青，历久弥新。内外丹的生命实践居于核心地位，而关系个体自我与社会的社会价值规范的实践，则是其价值体系构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其积极的肯定的方面看，对外来文化总是以开放欢迎的态度加以选择接受，佛教的中国化，包括摩尼教渗透到道教中，都是这种价值观的具体表现。道教认为，悟道或证道以及成道，这是唯一的标准，其它的一切都不具有永恒性绝对性。整个道教的宗教价值观由此而展开。

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与高度肯定，是道教一以贯之的传统。否则，绝对以及自由无从证明。最近，继《金融的逻辑》《财富的逻辑》等书之后，您又出版了新著《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22年。

以前的解读更多是基于物质生产能力低下，人们在物质匮乏之下不得不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建构等方面的创新，去提升生产力，可是，按照那个框架去理解，中国和世界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工业革命的三千年里，人均年收入或物质产出基本没变，也就是说，儒家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伊斯兰教的努力都没能带来什么变化。当然，我们也排除了一些府级特征的影响。同时，儒家鼓励的是千年归故土落土归根。另一方面，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吸收了其他流派的精髓，包括佛教、道教甚至基督教、伊斯兰教。

儒家选择了后一种策略，即不在乎回报（物质产出多少），只在乎降低风险、生活安定，稳定压倒一切。因为以前普遍把儒家只看成一种思想哲学，所以学界大部分是从哲学视角开展的研究，也有一些从文化学、社会学视角对儒家的研究，但始终鲜有从经济学视角对儒家的研究。

所以，在我们研究或比较不同文明时，不能只看物质生产力，也要看一种文明在风险应对力方面的创举，看它是否在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国家形态、商业市场、金融市场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创举，强化了人际互助合作、提升各自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因为各文明可能在轴心时期就在物质生产和风险应对之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虽然全国考上进士、举人的人数极少，但中举之愿望导致众人读经，直接推动儒家下乡。稍后，英国人也以同样方式来到海上商道，并与荷兰人一起主宰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发展远洋贸易，首先需要自己人远走高飞，移居异国他乡，沿途建立信任网络。

请问，就您的学术经历而言，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一种转变的产生呢？ 陈志武：主要是兴趣使然。换言之，一旦我们不只是以物质生产力评判，而是也引入风险应对力这个标准，儒家在两千多年里给中国社会的贡献是显著的，我跟同仁的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许多朋友都知道，您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真心希望有很多年轻学人从《文明的逻辑》这部书中看到应用社科方法、量化方法的好处与潜力。

所以，当我看到经济史、文明史、人类发展史的著作普遍以物质生产力（生产率）作为尺子，去度量各社会各时期的文明进步程度，而忽视它们针对风险挑战所做的创举时，我就觉得很片面。在旧石器时期，男人外出狩猎，被动物咬死的风险很高，加上男人几乎每年要外出参战，死于战争的概率甚高，所以，子女和财产归母系而非父系，对后代的繁衍显得更为有利。

您似乎尤其看重宋以后礼制平民化这个过程？ 陈志武：是的，宋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段，其表现不只在宋明理学或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尤其在儒家礼制下乡这一点上。近一二十年来，您又将眼光投向了历史与文化领域。

为什么阿拉伯人后来居上？他们具备什么优势？而从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基于国家出资模式和枪炮优势，战胜穆斯林商人，成为印度洋、南海、东海的主导者，这又是为什么呢？再到17世纪中期，海上丝路的主导权又发生变化，这次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兰人夺得，荷兰人以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融资与风险分摊模式，战胜葡萄牙的国营模式。与此相对应的，汉代时儒家书籍占所有中文出版物的39%，到宋代上升到71%，明代更是占82%。两种策略都可以是最优的，关键就看个人的风险偏好。以下简称《文明的逻辑》），对人类文明的变迁做出了饶有新意的论述，引起学界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基于风险应对力视角对儒家文明的历史绩效做评估，显然不同于韦伯、李约瑟、伊懋可、莫基尔（Joel Mokyr）等基于生产率的评估。能够长久传承的思想和文化必具有用价值。

很期待在这样的方法指导下，您和您的团队产出更多有关中外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可是，自古至今，非常态时有发生，有气候的不正常导致旱灾水灾，有生态环境的不正常（比如病毒瘟疫、地震），也有人造的不正常（比如战争、革命），这些都给人类生存带来非常态，导致苦难、暴力和战争。

编辑部：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下，您对中国或者说儒家文明有关婚姻和礼制的方面给予了特别关注，您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陈志武：正如前面所说，《文明的逻辑》将儒家看成是一套经济体系，其产权制度、资源配置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都在礼制中得到具体的规定，而礼制中的行为规范是这些制度的执行和保障细则。在工业革命、市场发展之前，儒家基于义的互助合作方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是李约瑟之谜的基本思路。那么，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观察，您又如何看待这种方法在儒学研究范式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呢？ 陈志武：我一直觉得，儒学研究如果要有新意、新认知，就必须走出从经典解读经典的研究范式，必须把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引进来、把电脑革命带来的量化研究方法引进来，按照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儒学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包括引进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量化方法。

经过仔细的量化分析与检验后，我们发现，那些受宗族影响越强的府，不仅传统钱庄票号密度低，而且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新式银行密度也低，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些地区的人均银行贷款和基金投资也少，当地人有了可靠的族人互助后，对宗族之外的金融市场需求更低。[原文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4期，作者：陈志武，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从洋务运动到今天，中国社会跟以前已经大为不同，加上人口流动大大增加，恢复、重建基于宗族网络的儒家秩序已经很难。编辑部：这似乎是延续并发展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路。

当然，这些是我的猜测，但实际效果就是，朱熹《家礼》的祠堂指南和祭祀规范成了宗族建构的操作手册。当然，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之前，除了基督教社会之外，各农耕社会几乎都为一夫多妻制。

也就是说，儒家关注的不是依靠发展科技等去征服自然、提升物质生产力，而是建构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树立道德规范，由此理顺经济体制：如果通过名分等级秩序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风险分摊问题解决好了，至少在每个宗族内的族人间实现了互助合作义务，那么，人们就会有生存的安全感，那还怕什么呢？社会不就安定了，暴力、战争不就少了吗？对于春秋时期的孔子而言，活得有安全感、社会稳定是何等重要呀，比拥有更多物质产出更加珍贵。比如儒家文明，孔子在《论语》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最重要的不是在于物质产出的多少，而是在于分配，更在于人们的生活是否安全，包括经济安全、心理安全和人身安全。

其次，宋以前，家谱、家庙、宗祠是皇亲贵族的特权，平民宗族不可为之，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血缘宗族原来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族亲淡漠，宗族提供的避险互助功能甚微。而相比之下，儒家宗族因为缺乏族人会聚场所，又没有族人的定期礼拜要求，故宗族不够紧密、凝聚力低，族内的互信互助就自然松散。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来看孔子眼里的愿景是什么？我认为，是靠基于义组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人际互助、资源共享、风险分摊，而不是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币化市场交易，也不是通过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组织，更不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力配置资源的方式来最大化每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儒家人的祖先神和宗祠只在故乡，异国他乡无法复制，更无法圆华人的精神梦。或者说，儒家的目的在于实践，是先有了某种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愿景，然后推出各种思想、伦理规则、行为规范甚至各式各样的文学艺术，去实现那种愿景、为愿景服务。20世纪80年代，我从计算机工程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对人类社会的兴趣。

这主要源于从18世纪末英国出现工业革命，到19世纪欧洲的物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经历，那些经历自然刺激了欧洲学者对跨文明研究、尤其是对中西文明比较的兴趣，比如黑格尔（G. W. F. Hegel）、韦伯（Max Weber）、李约瑟（Joseph Needham）、伊懋可（Mark Elvin）等，于是就有了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模式李约瑟之谜高水平均衡陷阱等学说，引发广泛讨论，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人类不同文明的认知。我们以五年为单位，比较这两组地区各自的钱庄票号和新式银行的发展数量。

这还是跟风险有很大关系，因为各农耕社会几乎都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政府福利，大家都靠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风险的挑战，同时在20世纪青霉素等药物出现之前婴儿死亡率很高，四分之一小孩活不到5岁，所以，如果只有一个妻子，可能很多家庭最后都难以做到病有所养，老有所依，多妻就成为实现多子多福梦想的重要途径。当然，我也注意到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也具备这一特点，它们对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明显，但对风险应对力的提升有贡献。

陈志武：当然，我刚才说的有用不只是狭义的物质利益，也可以是对精神、对心理感受、对非物质生活而言的，包括对身心安全的贡献。比如，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把婚姻建立的家庭之生产单位、劳动分工、资源共享、风险分摊、情感交融功能唱出来了，但要具体做到、保证这些承诺的跨期可靠性，还需要借助《周礼》《仪礼》和《礼记》等儒家经典的支持，到今天也需要各种诗歌、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各类文化形态的传播和宣导，将经典三礼中的细则内化到儒家社会每个人的心底里，让他们任何时候一有违犯就深感内疚、无地自容。